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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论坛”北京召开 卫生部长陈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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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卫生论坛”北京召开 卫生部长陈竺发言

生意社8月20日讯 8月19日-21日,由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主办的“中国卫生论坛”在北京举办,该论坛以深化医改为主题,围绕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经验介绍和互动交流。以下为演讲嘉宾精彩发言摘要。

我国每万人抢33张医院床位个人看病现金支出高

演讲嘉宾:陈竺卫生部部长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虽然在过去三十年中有几个起落的波折,但总体呈上升态势,近年来国家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近三年的数据表明,无论是卫生总费用,还是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上升幅度都很明显。随着政府日益明确责任,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医保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所占比例均呈现递增的态势,个人现金支出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也应注意到个人现金支出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切实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009年,从医院主办单位来看,政府办医院处于主体地位,占医院总数的47.6%。从卫生资源建设角度来看,建国以来,无论从机构人员、还是从床位数,卫生资源都有显著增长,机构服务能力有所增强,每千人卫生人员数、执业医师数,和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与英美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卫生人力相对不足,医院床位也不够,卫生资源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我国每万人口医师为14人,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每万人口医院床位为33张,总体上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国卫生资源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

高血压年增700万人慢性病危害日益严重

60年来,我国卫生事业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我国的卫生改革与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当然,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概括的说,外在的挑战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对卫生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群众的期望值在不断提升,社会快速转型,带来了多重健康挑战,疾病模式转变与健康转型,双重疾病负担沉重,慢性病危害日益严重,可控危险因素,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内在的挑战包括宏观体制障碍,对卫生事业发展影响进一步显现。机制性弊病,比如以药养、按项目付费等造成许多问题,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现,主要地区间、城乡间和人群间健康差异显著。

我国双重疾病负担严重,慢性病已日益成为危害国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其危害危险因素持续增长,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威胁日益凸现,已占死亡和疾病负担80%以上。

令人担忧的是引起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吸烟、高血压、肥胖、运动缺乏、酗酒等,虽然大多可控,但这些危险因素在我国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

以高血压为例,患者每年以七百万的速度增加,总数已接近2亿,但是高血压知晓率仅为30%,有效控制率仅为8%,与高血压相关的脑卒中是全国人口第二位的死亡原因,第一位死亡原因是癌症。

东部省份人均期望寿命超80岁西部仅65岁

我国存在卫生发展不平衡现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地区差异仍然十分明显,资源配置差异直接影响到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度,也就是公平性和科技性问题。导致地区间健康和资源配置发展差异,随着我国人均期望寿命由过去的35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但不同地区人群健康差异较为显著,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地区和人群差异有所缩小,但差异依然存在,健康不公平现象是我国卫生发展不平衡的集中表现。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我国卫生资源都有所增加,然而卫生资源城乡分布不均,依然是面临的主要问题。从历年数字来看,农村卫生资源明显低于城市,因此加强城乡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建设,促进城乡卫生公平性的改善,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如果以省为单位考察平均期望寿命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可以看出期望寿命是横坐标,与人均GDP纵坐标呈现明显正相关,东部城市和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城市,平均期望寿命均超过了76岁,一些城市接近或超过了80岁,达到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而西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居民期望寿命还在65岁左右,表明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全国已选定214家公立医院试点改革

下面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医改五项重点工作的进展。首先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到去年年底,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超过了人群的90%,其中新农合覆盖8.32亿人,城镇医保3.9亿人,可以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事业。40.4%地区的新农合政策性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了60%,门诊统筹县区达到了66%,在76%的地区,新农合最高支付额度达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管理服务水平也有所提高。

主要问题和解决思路:针对新农合基金支付压力增大,存在基金超支风险的问题,需要适时提高新农合财政补助标准,和个人的筹资标准。针对新农合基金监管薄弱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基金监管,通过完善制度,建立机制,充实监管力量,加快信息化建设等方式,加强新农合基金的审核报复及结算工作,确保基金安全。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这是第二项重点,目前31个省区市都已建立了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平台,38.4%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机构,30.4%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实现了零差率销售。今年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要超过60%,在82.9%的县基本药物纳入了新农合报销范围。这一制度的实施,已经出现了“两降两升”的局面,所谓两降就是基层的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下降,而基层的门诊量和住院量上升,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

主要问题和解决思路:首先,各地反映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还不能完全满足基层用药的需求,所以解决的思路是适当扩大基本药物目录药品范畴,抓紧出台更为完善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第二个问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补偿不到位,答案是需要加快落实财政补助,推进建立基本药物多渠道补偿机制。同时必须转换基层机构的运行机制。

第三个问题,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有待规范,解决思路加快出台国家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工作的规范。

第四个问题,急需出台村卫生室和非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执行基本药物零差率的政策,在这方面,解决思路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实施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就是乡村一体化。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同时探索多渠道补偿,鼓励将非公立基层医疗机构通过购买服务纳入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范围。

第三方面的重点工作,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主要进展是截止去年年底,29.2%的政府办县医院,42%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35%的村卫生室,以及6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了建设标准。

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为乡镇卫生院招聘了4700多名职业医师,今年已启动五千名定向免费生的招生工作,20%政府办乡镇卫生院,21.7%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了收支两条线管理。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在42.8%的县市制定并实行了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在23%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2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了绩效工资。目前存在主要问题基层综合配套改革仍然滞后,所以解决思路是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配套改革,建立人员管理制度,人事分配制度,多渠道综合补偿和绩效考核制度,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四项近期重点工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已经取得的进展是32.8%城市居民和17%农村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为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超过2100万人,完成年度预期任务的77%。全国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达到了人均17元,在73%的县市区已经将公共卫生机构全部纳入财政预算拨款。

主要问题:一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展不均衡,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比较迟后,第二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分工协作与业务指导机制尚未形成,针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了注重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间统筹和整合的思路以及建立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分工协作有效机制的思路。

最后一项工作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已经确定了试点16个国家级城市和30个省市级试点城市,一共214家公立医院。在72.9%的县建立统一的公立医院管理机构,在32.2%的医院试点临床路径。

医药分开内涵是切断医院与药品销售利益链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内,卫生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卫生界的一些专家也在帮助政府部门,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一些战略研究。我这里特别要提到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长带领着近百名院士,专家历经两年多时间,所进行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我报告一下这项战略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重大思考,首先是要处理好我们说的四粱,也就是四大体系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科学统筹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两大体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虽然这两大体系的功能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必须加强功能融合,相互支持,更好的将防治任务落到实处。两大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都要坚持公益性导向,这两大体系结合的环节,主要是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处置出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

需要正确处理医疗服务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病有所医,这里就涉及到所谓供方和需方两个方面的发展和改革。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也不能偏袒一方,医改中坚持既补需方又补供方的方式,比较好的兼顾供需双方的利益和需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重大改革进展。应当统一在卫生体制框架内协调发展,两大体系要相互支持,共同构成,有中国特色卫生体制的重要基础。关于医疗和医保的关系,总体上是一体两医,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充分发挥所谓一手托两家的优势,也就是将医疗服务能力的建设和医疗保障制度两者形成良性的互动,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

需要准确把握医疗服务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努力推进基本药物制度,药品是医疗服务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也是医疗服务的重要内容,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其宗旨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攻克疾病改善健康。我们讲的医药分开其实质和内涵是指切断医疗机构与药品销售之间经济利益联系,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旧机制,建立发展医疗服务良性新机制,是发展卫生事业的责任回归到政府和全社会。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不仅要从减轻群众负担角度理解,更从维护和促进中华民族素质的高度来认识,坚决的遏制滥用药品,特别是抗生素的不良倾向。

在下一步改革当中,需要界定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基本和非基本的问题。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制度的建立,而非基本也就是多样化的特需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但是政府在监管方面同时具备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公立医院改革,专家提出需要根据不同的公立医院的性质、类别和服务的功能,突出近期重点,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将县区医院等直接面向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这些医院,作为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建设的重点,比较符合实际,同时需要加强对一批兼具医疗、教学和科研功能的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医疗中心的建设,所以提出54321工程的概念。所谓5就是五万家乡镇卫生院和社会卫生服务中心,实际上李克强同志最近一个重要论断,我们感到非常有针对性,就是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上也是政府在基层办的公立医院,当然这个平台同时兼有疾病预防、公共卫生的责任。在这个5上面,是四千家县区级医院,尤其是农村的县医院,在这个层面上面,是我们国家362个市需要建立支撑县医院的综合性的三级医院功能,大概是三百多家医院。在这个上面的构架,应该是31个省区市约200家综合性的医院和专科的医院,最后在它的最上层,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近一百家的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医教医疗中心,这样公立医院,首批需要建好公立医院的数量大概是5000家。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考虑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同时整个医院体系的建立和公共卫生机构的能力的加强要联系到一起。

同时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出台政策,创造空间和有利的环境,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开绿灯。

目前我们正处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时期,专家已经提出的一些供政府决策的建议,包括实现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5岁,这指的是2015年。专家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以医改为动力,加强对影响健康因素的干预和控制应该能实现这一目标。同时需要进一步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为我国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推动全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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